悼念文章

一起走过的岁月——怀念老同学李世雄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6-07-22浏览次数:1

 ( 安徽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

         2006年11月2日凌晨零点三十分许,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我急忙起来拿起话筒,一听是程慧霞的声音。她说:“刚接叶雅梅电话,李世雄走了!她要你告诉在合肥的老同学。”听此噩耗,我一下怔住了。怎么会呢?十天前我去看他时,他还可以嘛!怎么这么快就走了?!10月21日是星期六,我去中医附院看他。他仍像上次,躺在床上用呼吸机帮助呼吸,床边支架上挂着的盐水瓶,正把药水一滴一滴地注入他的体内。他的气管已经是第四次切开了,但看上去气色还可以,情绪也平稳。我对他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要他努力战胜病魔,争取早日出院。他点点头表示认同并要叶雅梅把写字板拿给他。他因不能说话,只能用写话来与别人交流。他接过写字板和笔后,很快在写字板上写了一句话:“听说系里请你这位名师上基础课。”看到这句话时,我第一个感觉是,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这么诙谐、风趣。我笑着说:“取笑了,你才是名师呢!”因扩大招生,教师任务很重,系里(实际上是“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我们习惯了,仍称“系”)要我帮忙,上一门高等数学。我又说:“新校区很漂亮,空气清新,环境特好。等你出院后,我陪你去看看。”他微笑地点点头。我和叶雅梅继续谈着老同学们的一些情况。我担心话讲多了干扰他休息,便问他可嫌吵?他微笑地摇摇头。看来他今天的情绪不错。为了逗他乐,让他回味一些有趣味的事,我又谈起发生在1959年夏季的往事。我们老同学都知道,在大学四年级时,李世雄与叶雅梅就是一对恋人。他俩一起分来安大后更是形影不离。1959年暑假,叶雅梅身体欠佳回到上海家中休息。因工作脱不开身,李世雄留在安大。当时,我们数学系青年教师都住在同一幢楼里。天很热,我们既无电扇,更无空调,只能靠芭蕉扇来驱散暑气。一天下午,我和几位同学在户外乘凉,李世雄没有出来,可能还在房中读书。我想让他出来和大家一起乘凉,也好放松一下。怎样才能把他喊出来呢?我脑子一转,想到一个主意。于是,我学着叶雅梅的腔调,用上海话对着他的窗子喊:“Lisiyong!Lisiyong!”果然大见成效,不到两份钟,他就急匆匆从楼上跑下来,一看叶并不在场,知道是我与他开玩笑。在场诸君都忍俊不禁,个个笑得前仰后合,他也被这个善意的玩笑逗得笑起来。今天我问他,可记得这件事?他微笑地点点头,幸福的表情在他脸上流动着。我和叶雅梅也笑了起来。虽然时间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这些凝聚着青春情怀的往事,都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记忆中。
  
  十天前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怎么他竟撒手而去呢?难以抑制的悲痛像一阵阵冲击波不停地撞击着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五十二年的岁月像电影的画面一样,一个接一个在脑中浮现……
  
  我与李世雄都是于1954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一年级学习的。在上复旦前,李世雄已在上海纺织专科学校读书。因患严重的肺结核,他不得不去医院把半边病肺切除。但他嗜书成癖,尤其喜爱数学。在养病康复期间,他把大学数学专业一、二年级课程全部自学完毕。在我们数学系54级,他的学习成绩是顶尖的。他不但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而且勤思考爱钻研。当时我们年级九十余人、分四个小班,每班二十余人。他在第四班,我在第一班。从一年级至三年级,我们在一个教室里听大课,平时接触并不多。到了四年级,复旦数学系把学生分几个“专门化”方向,同一个“专门化”的学生在一起学习。我与李世雄都分在“函数逼近论”专门化班,这时我们才真正熟悉起来。“函数逼近论”是陈建功先生率领一批教师及研究生正在研究的数学专题。我们专门化班共有16名学生,除了听陈先生的《实变函数续论》和郭毓陶先生的《三角级数论》二门课外,主要是参加该方向的专题讨论班——这是陈建功苏步青二位先生坚持几十年的训练学生和青年教师提高科研能力的有效方法。指导老师有目的地选一些近期国内外杂志上发表的本方向的论文并印发给我们,让学生自己阅读。在专题讨论班上,每次由一位学生上讲台报告自己重点准备的文章内容和学习心得,陈先生和其他老师坐在下面听。在报告时,老师和同学均可提出相关问题请报告人回答,并共同切磋,以深化对文章的理解,拓广思路,在此基础上锻炼并提高科研能力,以期写出有创见的论文。当时正值反右后期,会议不断,干扰很大,弄得人心惶惶。对一般同学来说,能读懂论文,顺利完成专题报告已属不易。可是,李世雄同学却率先写出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二阶有界变差函数”,另一篇是给出一类复变函数的逼近结果。老师要他在讨论班上报告这两篇论文,他的论文得到了陈建功先生的好评。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58年9月,在“大跃进”的狂躁中,复旦数学系58届19位同学分配来安徽工作,我与李世雄、叶雅梅等15人分来刚刚重建的安徽大学(当时叫“合肥大学”)数学系任教。来校后,我们即与刚入学的新生一起整天参加大炼钢铁和建校劳动,或用泥土造坩锅土法炼铁,或挖小塘,或修建学校内的马路,或植树砌墙,或烧砖、磨水泥,一直劳动到12月初才开始上课。当时数学系的师资队伍中只有一位教授,二位讲师和一位助教,另外就是我们刚毕业一起分来的15位同学。因教学工作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担任了较多的任务,而我们中第一个担任主讲教师的就是李世雄。由于对“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片面认识,部分学生对学高等数学没有兴趣,甚至认为数学无用。为了解决学生的专业思想问题,作为安大数学系58级级主任的我,请李世雄作一次报告:“如何计算水塘的贮水量?”他果然不负众望,从我们刚挖好的水塘为实例,用重积分计算物体体积的思路和方法,具体介绍如何计算不规则物体的体积。他的报告由浅入深,通俗易懂,以“点”带“面”,具体介绍了数学在国民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使学生初步认识到,学数学是大有作为的,从而转变了原来的模糊认识,认真地投入到专业学习中去。
  
  李世雄一向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在当时的氛围下,他提出土法上马制造模拟计算机。他查阅有关资料,设计出计算机草图。他带领一批师生用三合板做底板,用小口径步枪弹壳做插座,成功制造出基本上能使用的“拉普拉斯方程模拟计算机”,后来又制造出更好一些的“重调和方程模拟计算机”。当然,这两台模拟机与现代数字计算机相比,显得粗糙。但在当时材料严重缺乏的条件下能制造出来实属不易。这两台模拟机在校内外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多次展出,受到各方面的好评,为安徽大学赢得了不少荣誉。
  
  李世雄对事较真,一丝不苟,就像证明数学定理一样。对他认为不正确的事物,会立即表示自己的看法。在“言论一律”的年代,有的事不便直说,他经常用沉默表示异议,很少听到他讲违心的话。他讲课十分认真,语言流畅,推理严密,由浅入深且很有趣味,所以教学效果非常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对学生非常关爱,学生们对他也十分信赖和尊敬。他的众多学生,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每逢佳节,都纷纷发来贺信贺电,表达他们对恩师的敬仰。
  
  李世雄同样珍惜朋友之间的情谊。我们复旦数学系58届同学,每五年举行一次聚会。不论聚会地在合肥,还是在杭州、上海,每次他都积极参加。当朋友遇到困难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1961年冬,我的钱包不慎被窃。当月的工资和粮票被偷得一干二净。当时我的月工资59元,妻子月工资53元。我们已有一个刚刚一岁的女儿,而且我们双方都要赡养老人。这个意外使我们本来就很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有幸的是,不少同仁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李世雄一下给我们送来20元!他当时的月工资也只有59元,何况他的体质瘦弱,经常需要增加营养品!他对朋友顶力相助的行为使我终生难忘。
  
  刚刚度过挨饿的灾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越喊越响,随之,政治运动便接踵而来。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在神州拉开了帷幕。在“文革”中,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内心自然是苦闷的。尽管他只有半个肺和四分之一胃(1963年因胃溃疡又切去四分之三的胃),也得在驻校工军宣队带领下于1968年冬与全校师生一起去和县乌江农村参加“斗、批、改”。不料更大的打击又降到他的头上。1969年春,他告诉我一件令他心碎的事。他的二弟李世霖因去苏联学习过两年,“文革”中竟被打成“苏修特务”!他接受不了这种诬陷,更忍受不了对他残酷的批斗,他自杀了,死时才三十六岁!
  
  李世霖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学生,比我们高一级。因品学兼优,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选调到国防科工委一研究所工作,再选派到苏联去学习。他学成后又回到该研究所工作。一个朴实无华、勤奋敬业的书生怎么会成为“苏修特务”?!“文革”结束后,李世霖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但当时给李世雄的政治压力肯定更大了。
  
  党的“九大”刚收场,广播上又传来“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在动员会上,军代表负责人说:对干部和教师下放要有利于教育革命。于是,我们这些极“左”路线的“另类”就在劫难逃了。没几天,就宣布了下放干部名字,我和妻子潘孝琪都在下放干部之列。1969年6月,我们带着两个幼儿(一个8岁,一个6岁)下放到和县,卜陈乡小张村,(当时为卜陈公社小张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李世雄等则在驻校工军宣队率领下到马鞍山市的工厂继续进行斗、批、改。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心中还牵挂着在农村的我们全家。好容易有个休息的机会,他与叶雅梅在张书年的陪同下。又从马鞍山乘轮船渡过浩浩的长江,再步行15华里,到我下放处来看我们!当他们到达我们的住处时,我们既惊愕,又高兴,惊愕的是他们居然冒政治风险来看我们“文革”的“另类”,高兴的是老同学的心仍和我紧紧相连!他的深情厚谊,使我终生难忘。
  
  苍天有眼,1976年10月,党和人民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结了罪恶的“文革”,还来了我们民族的科学的春天。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李世雄精神焕发,他不顾体质赢弱。担任多门专业课的教学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生其中有些人如郑学安等已成为国内知名学者。同时他还在抽象调和分析方面作出了出色的研究工作,甚至在退休后还继续给我校博士生讲授高难度的专业课《辛几何》直到他因病重住进医院为止。此外,他还在地矿模型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研究成果《曲面上位场转换》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复旦数学系58届在合肥的同学还有13名,我们每年至少聚会一次,大家商定,谁到七十岁谁请客,在我们13人中,李世雄是老大,他出生于1929年10月22日。所以,1998年10月,李世雄在合肥“满园春”大酒店请我们吃饭,共同庆祝他的七十大寿,宴会气氛十分热闹,充满了同学们的深情厚谊,大家都仿佛又回到在复旦求学时的青春岁月,在这充斥友情的氛围里,我情不自禁地撰写一联。献给他的七十大寿:
  
  “同窗情笃,春色满园庆华诞;
  
  子弟心钦,神州内外祝遐龄。
  
  遗憾的是,从2003年秋,因病住院的李世雄不能再出席在合肥同学的生日聚会了,但每逢同学生日聚会,我们总要叶雅梅拣点他爱吃的菜带到医院给他品尝,让他也能分享老同学生日聚会的快乐。
  
  李世雄七十寿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谁料他竟离我们而去,叶雅梅嘱我代拟挽联,我虽学浅,不善此道。但五十二年的深情厚谊使我只能不揣浅陋而勉力为之。联曰
  
  执教杏坛沥血呕心育弟子三千堪称师范,
  
  驰聘科苑殚精竭虑创硕果累累后学楷模。
  
  李世雄虽然离开我们而去了,他善良正直的品格,勤勉敬业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2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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